对于公职人员具体行为的违宪，特别是在干部任免、人大选举中的违宪违法现象，依旧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处理的方式是针对个别违宪违法行为的纠正、批评、叫停以及确认选举、任命无效等，[80]与《宪法》《立法法》规定的对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撤销的宪制手段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对宪法规范的解释和运用空间也比较有限。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检察官助理队伍建设，为检察官遴选储备人才。枉法仲裁罪（第399条）、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第401条）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402条）等多种犯罪类型。

任何一部新法或既有法律的修订，都只有融入到整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好它们的规范效能。毋庸置疑的是，《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的说明性法条，一旦普遍转化为引用性法条，那它保障法官和检察官独立之功能就会大打折扣。[22] 《宪法》第101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和罢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第26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罢免检察长的程序、第44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及检察员（即检察官）的选举和罢免。众所周知，拥有受过法律职业教育的助理协助其工作，乃是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化的标志之一。（一）《法官法》第 9 条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检察官法》第 8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除履行检察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

《检察官法》第49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据此，可以说一旦动真格，严格执行该等规定，对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的法官和检察官实施处分，那恐怕多数一线法官和检察官都将难以幸免。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已经清晰表达了应急手段应追求手段适当性和最小侵害性的意涵。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上述举措已经构成了对湖北和武汉市民的无差别歧视，也严重侵犯了其平等权。其二，对民事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与合基本权解释。公权机关基于防御疫情的目的而采取相应封城措施，并对居民的出行自由进行严格限制，这一点在传染病肆虐的当下与比例原则并不抵牾，但基于比例原则的要求，这种限制却不能对个体造成难以承受的过度负担。

但在近期的防控部署中，公开确诊患者的居住地址、行动轨迹，甚至是年龄、性别也成为很多城市的通行做法。这一原因也导致很多人在提前获知武汉封城的消息后选择离汉。

2.疫情防控下损益权衡的参酌因素 比例原则所强调的手段必要性和限制妥当性，本质上是在权利侵害的严重性和公益保护的重要性之间追求均衡。很多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的防控水平，而无限度地详尽曝光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悬赏追查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这种做法虽然有防御疫情的正当目的，但手段已远远逾越了必要限度，应被认为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严重侵犯。这些规定都旨在回应应急状态下个体生存照顾和医疗救治的权利保障需求。3.不当联结之禁止 在疫区内对居民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并严格管理居（村）民出入的做法，在国民健康等极重要公益面临急迫危险时，可以获得比例原则的检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对于疫情信息的公开而言，有几点需要注意： 其一，《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疫情信息公布原则是及时、准确。很多省市对此问题的解决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探索，例如指定明确的接收酒店，由政府负担酒店增加的额外支出等。具体到私法领域，立法者在制定私法时必须尊重和顾虑基本权的价值，并在私法的一般性条款中予以确认。

《突发事件应对法》38条对此其实已有规定，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通过多种途径收集突发事件信息。[22] Hans-Ullrich Grallwas, Der allgemeine Konflikt zwischen dem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und der Informationsfreiheit, NJW 1992, S.12. [23]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首次确认信息自决权的人口普查案中就申明。

[10]这一点同样落实于我国《立法法》10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授权明确性要求的提出就是对所谓概括授权的反对。《突发事件应对法》51条规定：发生突发事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时，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保障、控制等必要的应急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事件的影响。

我国宪法虽未明确列举公民的迁徙自由，但这一自由在学理上也被认为自然地包含于概括性的人权条款，即《宪法》33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中。但该条表述过于简单，且其保护对象仅限于隐私信息，尚不足以为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对个人数据进行正当适宜的限制提供明确的指针。除国家公权机关外，对病毒的恐惧同样使很多公众滋生极端的恐鄂情绪。很多城市小区甚至从最初限制湖北人入内演变为限制所有的外地租户返回。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传染病防治法》首先在1条申明，本法的目的在于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接下来则在第12条强调了在传染病防治期间，为上述公益目的而对个人权利的一般性限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除出行自由外，病人、病原携带者以及疑似患者必须接受隔离治疗或隔离观察，同样属于对其人身自由予以限制的手段。

与其他的政府信息不同，疫情信息在本质上属于风险信息，这也意味着它不仅直接依赖于科学的专业判断，而且在范围、内容、边界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很多非疫区的地方人民政府为保自己一方平安下达指令，除严禁湖北人进入本地方外，还严禁传染情况较为严重的地方如浙江、湖南、安徽、广东、河南、江西等省的所有人员进入本地方。

但是，为了重大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也须接受对其信息权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比例原则虽然提供了限权限度的思考框架，但其结果的导出却是极其情景化的，即其强烈依赖于对具体情境下的损益要素的比重权衡。

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5] Hesse, Grundzue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8. Aufl., 1991, S.329. [6]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53页。

对于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法律尚且禁止对其歧视。事实上，在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已明确表达了疫情信息发布以及时为首要原则的观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以此次新冠病毒为例，其出现至今在传播途径、病毒性征等诸多问题上都仍旧存在不明确之处。基于这种情绪，很多宾馆酒店拒绝湖北人入住，很多小区的物业除派驻保安强制检查进入小区的人员的身份证件，并坚拒湖北人员进入外，还强行将已经返回的湖北人员反锁家中，禁止其外出。

[32]不仅立法在限制基本权的法律中，应保障基本权的本质内容不被触及，行政与司法也同样负有保障基本权本质内容的义务。[27] BVerfGE 49, 168（181);59, 104(114);86, 288(311). [28] Hartmut Maurer, StaatsrechⅠVerlag C.H. Beck Muenchen (2003), S.273. [29] Hartmut Maurer, StaatsrechⅠVerlag C.H. Beck Muenchen (2003), S.274. [30]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迫切性由公益所面临的危险而定，而危险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机率是其中的核心指标。所幸的是，这一点在当下的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中也开始被反复强调。

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司法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同样受基本权约束，在对私法条款，尤其是那些需要价值填充的抽象概念（例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进行解释时，必须与基本权保持一致。

这些不断严苛的管控措施具有防控疫情的目的正当性，但其手段是否必要、限制是否妥当，却需要放在权益权衡的天平下具体检视。为防控疫情的需要，身处疫区或是往返疫区的个体权利相比其他地区的个体有更多的限缩，其出行自由受到限制，需接受强制隔离与检疫，个人财产也有可能基于公益需要而被征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应受无差别的歧视对待。再到2月12日，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宣布全域实行战时管制，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所有居民非医护人员及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不得出入楼栋。这一点同样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著名的Bodenreform判決中获得确认，基本权本质内容的不可侵犯与人性尊严的不可侵犯密切相关，任何对基本权的限制都不能侵犯其人性尊严内涵。

国务院主管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对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疫情防控即使在应急状态之下，也应谨守法治的一般界限，这在既往处理诸多突发事件时已经为我们所深刻体察。

宾馆、酒店选择或拒绝某类客人原则上属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范畴。摘要:  在我国目前已进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状态下，个体权利因为《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限缩。

但立法者如果毫无限度地行使此项授权，基本权亦有被排除和掏空之虞，因此，即使立法者可基于防控疫情等公益目的限制个人权利，但也须遵守限度的要求。但公权机关在防控疫情上的失范和部分公众的非理性，却激发我们从法律上思考如下问题：在传染病疫情暴发等紧急状态发生时，个体权利的确会因疫情防控而受到必要限缩，但这种限缩也应具有一定的界限。